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，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。如德行好的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，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、子贡，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、子路，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、子夏等。〔25〕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，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。 

三是学与思的关系。在这方面，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，即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，〔26〕意思是说，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，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。在孔子认为，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，不能有所偏废，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。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、最正确的理解。 

先说学。孔子是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乐》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，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，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。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。例如他劝学生学习《诗经》时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〔27〕意思是说，读《诗经》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，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，可以锻炼合群性，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。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，远可以服侍君王；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。在孔子眼中，《诗经》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。几千年后，人们对《诗经》所进行的综合研究，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。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。正如荀子在《劝学》中所说：“《礼》之敬文也，《乐》之中和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，要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〔28〕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，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，通 

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。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“读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灵秀，数学使人精细，物理学使人深沉，伦理学使人庄重，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”，〔29〕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。 

再说思。孔子之“思”，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；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。例如，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《诗经》，并谈了自己的认识，他说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〔30〕他认为《诗经》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。他还通过对《诗经》首篇《关睢》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，说：“《关睢》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〔31〕在他的启发下。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《诗经》有关篇章的理解，如子贡对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句（《卫风·淇奥》）〔32〕的认识，子夏对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句（《卫风·硕人》）〔33〕的认识，都能“举一隅而以三隅反”。对《尚书》的研读也是同样。当子张谈到《无逸》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，住在凶庐，三年不言一事时，孔子立即引导他说：“不仅殷高宗如此，古人都这样，国君死了，继承的君王皆三年不问政治，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。” 〔34〕 

而且，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，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。这也是“思”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他告诫弟子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 〔35〕意思是说，虽然熟读《诗经》三百篇，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，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，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，又有什么用处？ 

总之，在孔子认为，“终日不食，终日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”；〔36〕而只学不思，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，即孟子所说的“尽信《书》则不如无《书》。” 〔37〕所以只有学而思，思而学，学思结合，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。 

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。孔子说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〔38〕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：一，复习旧的功课，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，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；二，“温故”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，“知新”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。孔子认为，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，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“进到学术前沿”，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，有所创新。这在今天，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。谁违背了它，都会受到惩罚。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，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，一推便倒；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，造成浪费。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，究其实，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。 

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“温故而知新”的榜样。例如，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，他便说道：“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，所废除的，所增加的，是可以知道的；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，所废除的，所增加的，也是可以知道的。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，就是此后一百代，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。”〔39〕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，这便是孔子“温故而知新”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。 

而如何“温故而知新”呢？孔子强调“学而时习之”，〔40〕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，因为有些课程如“礼”（各种仪节）、“乐”（音乐）、“射”（射箭）、“御”（驾车）等，也是需要实习的。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，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。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，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”，〔41〕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，每月复习所已能的。 

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。孔子教学，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。在讲授中，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，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，则轻易不下结论，宁肯存疑，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“多闻阙疑”〔42〕原则。 

据《论语·述而》所记，孔子主要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四种内容教学生。其所谓“文”即历代文献，所谓“行”即包括射、御、数等在内的社会实践。孔子在授课时，不但做到了“诲人不倦”，而且也能毫无保留。他曾对学生说：“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？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。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，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。”〔43〕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即使“厄于陈蔡”，他的心中也仍然想着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学生们，急着要回去给他们上课，并不时地念叨着：“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〔44〕 

在辅导答疑方面，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。《礼记·学记》云：“善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