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者如撞钟，叩之以小者则小鸣，叩之以大者则大鸣；待其从容，然后尽其声。”孔子就是小叩小鸣、大叩大鸣的。这样的例子在《论语》中几乎随处可见。如孔子到了卫国，冉有替他驾车，孔子边走边说：“好稠密的人口！”冉有接着问道：“人口已经众多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让他们富裕起来。”冉有又问：“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？”孔子说：“教育他们。”〔45〕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，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。再如子贡请问怎样才可以叫做“士”，孔子说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。可谓士矣。”子贡请问次一等的要求，孔子说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，孔子说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。”最后当子贡问到“今之从政者何如”时，孔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：“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！”〔46〕真是越提问到最后，回答便越加精彩。 

当然，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。他严格遵守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原则。他说：“有的人不懂装懂，我是没有这种毛病的。”〔47〕例如当樊迟向他请教有关种地和种菜的事情时，他便很坦率地说“吾不如老农”、“吾不如老圃”。〔48〕再如卫灵公请教有关军队布列之法，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：“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〔49〕 

而尤值得称道的是，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，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，循循善诱，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，懂得了深奥的道理。如一次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等侍坐，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，然后再加以点评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。这样，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，也懂得了为国以礼、为人要谦逊的道理。而对于“其言不让”的子路，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，但出于爱心，也仅是微微一笑，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。〔50〕 

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。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，又重身教，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。 

首先，孔子既以学问教人，又以道德教人，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”〔51〕他将庄重的人格、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。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？孔子说：“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〔52〕在学生的心目中，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。学生们说他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”〔53〕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：“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〔54〕 

其次，在治学方面，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。他没有“意”、“必”、“固”、“我”的毛病，〔55〕常能闻善而从。他虽然学问渊博，但还是坚持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。〔56〕他入太庙，也总是“每事问”，〔57〕虚心向别人请教。他还曾向老子问礼，向郯子问官，向苌弘问乐，向师襄学琴。直到晚年，他仍是学而不厌，不知老之将至，“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。〔58〕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，我们看《论语》中所记，凡孔门弟子相聚，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，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。 

再次，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，这既有利于身教，也利于言教。学生可以“当仁不让于师”，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，甚至是尖锐批评。如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，子路不满之色便溢于言表，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〔59〕孔子有时也同学生们开开玩笑，调侃几句。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便莞尔而笑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意思是说，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，用得着教育吗？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，说：“以前我听老师说过，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，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。”于是孔子赶紧说道：“弟子们，言偃（子游）的话是对的，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。”〔60〕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，学生们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蔼可亲，又再一次地聆听了老师的教诲。 


总之，正是由于孔子正确地处理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，所以他在创立私塾的同时，也在教学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。而这些教学方法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后，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